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与当代文明互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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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，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。当前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互鉴时，面临着译介与传播上的诸多障碍，除了文化因素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外，在彼此的对接与译介上，存在着许多的差异。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：其一是将古老的中华思想文化内容从术语、范畴、关键词方面加以整理与研究，转化成现代形态；其二是将其术语化，以利于与各国文明与文化上的互鉴。
中华文明的生命力，恰恰在于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自信与能力
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与进步，都伴随着思想文化术语的翻新与代谢。20世纪初，王国维在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中指出：“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，则新语之输入是已。”中华文艺术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不断吸纳外来的思想文化，进行翻新与创造。今天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传播过程中，一方面会影响域外，另一方面也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，形成新的术语内容。中华文明的生命力，恰恰在于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自信与能力。
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，实际上是中外合流的产物，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与古典学术相结合的思想文化产物。如果没有对术语与范畴的现代整理与诠解，以古释古，那就无法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，实现文明互鉴。
另外，中国古代的文艺术语，受到文艺创作本身特性的制约，加上中国文化惯于采用情感与意象的描述，存在许多神秘与模糊的思维方式，因此，运用现代术语对之进行研判与定位，往往接近于现象描述而无法精确地将本质与现象全部加以反映出来。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的术语的描述完全不同。因此，我们对于文艺术语的撰述与解读，应当留有充分的空间与余地。
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。我们比较一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与西方思想文化术语库，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：自孔子之后，历经先秦两汉、魏晋六朝，再经唐、宋而至元、明、清，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术语不断发展与丰富，生生不息，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宝库，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内涵的丰富性，都是西方文艺术语所无法比拟且难以望其项背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与整理出版的成果就相当可观。
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从目录学分类来说，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大体上对应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、史、哲。四部的形成可以溯源到魏晋时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编撰，便采用了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分类方式，自唐代以至清朝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一直是我国古代目录分类的主要形式。关于集部的区分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分为楚辞、总集、别集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分成楚辞、总集、别集、诗文评、词曲。这是发展变革的产物。中国古代文艺术语除了集部之外，还大量保留在经部、史部与子部之中：儒家的十三经之中，有许多文艺术语，比如美刺比兴，风教、乐教与诗教，温柔敦厚，中和为美等；子部中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墨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淮南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抱朴子》中也有大量精彩的文艺术语；史部中的《文学传》《文苑传》《礼志》《乐志》，还有各种文学家传，如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等，都留存有许多文艺论述与术语、范畴。现在我们编的许多古代文论与古代美学资料选，大都采自这些典籍。由此，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文艺术语是通贯经、史、子、集的，也是融入现代学科领域文、史、哲三科的。
从目录分类的角度回顾中国文艺术语的存留状况，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益处。其一，它提醒我们，研究中国固有的文艺术语，应当跳出西方思想文化的樊篱，不要以西方的学科尺度来看待中国既有的思想文化，尤其是文艺术语与范畴。其二，中国原有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，虽然可以对应现代从西方传来的文、史、哲分类法，但是我认为它是貌合神离的。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，与哲学思想、史学思想，以及宗教思想文化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它更强调内在的有机联系，这种思想特色与分类标准，在《文心雕龙》这部号称体大思精的文艺学经典中得到彰显。所以，有人经常称中国古代文艺学是一种大文学视野与杂文学观念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《国故论衡》《国学讲演录》中阐述得最清楚。它可以提醒我们，不要将中国文艺术语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中割裂开来，要从整体上去看待中国文艺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。它是与政治哲学、人生哲学密切联系起来的。
整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文艺术语，有助推动整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
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文艺术语，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术语，具有以下功能与特点。
第一，它可以洞悉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、意绪，从而了解这个民族中的人们的想法，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、诗缘情的术语，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，都认为人们最内心深处的想法，不是哲学观念，不是高堂讲章，而是通过言志缘情的诗歌与其他文艺形态得以抒发与表达。孔子曾说，诗可以怨。所谓怨，就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来怨刺上政，即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与讽刺。后来，这个怨还包含人生的各种不幸与痛苦。我们可以说，中华思想文化的奥秘，恰恰在于文艺心理与文艺术语，例如兴寄、寄托、荒寒、疏野、冲淡、旷达，这些奇特的文艺术语，相对于性、理、天理、人欲等这些理学术语，更能折射出封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。
第二，文艺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思想文化来说，直接表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。中国文艺讲究“温柔敦厚”，以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“思无邪”为中和之美，既有其合理性，也有其缺陷。鲁迅先生在《摩罗诗力说》中，就对这种“思无邪”的诗教说进行过批评，认为其表现了中国人保守落后的思想性格。因此，整理这些文艺术语，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反思，推陈出新。
第三，重新整理与阐释这些文艺术语，有助于全面了解它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之间的联系，从而推动整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。
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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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欣欣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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